历史文化学院宁侠博士著作​​《四库禁书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018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校历史文化学院宁侠博士的专著《四库禁书研究》。该书充分利用档案、奏折、实录、文集等丰富的文献资料，对清代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的禁书活动与所禁书籍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较为严密地论证了乾隆从谕令征集遗书到搜缴禁书这一逻辑发展过程，并从四库禁书与四库修书的关系、乾隆与官僚层面的互动和矛盾两个层面着眼，将禁书活动分为三个阶段，原原本本地梳理四库禁书的始末，系统揭示了禁书活动的真相。进而深入考察了乾隆禁书的基本原则和毁书标准，分析了四库禁书活动的目标和实际效果，提出了诸多创新见解，将对“四库学”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历史文化学院）

附两篇序言

序一

中国人民大学 黄爱平教授

2005年，宁侠从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跟随我攻读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硕士期间，她的研究方向是明代蒙古汉籍文献，读博后踏入清史领域，在清代学术思想文化方面展开学习。虽然都是历史文献学专业，但研究内容和范围已大不相同，许多地方都需要从头开始。面对新的挑战，宁侠迎难而上，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专业知识和研究门径。或许是受到我在《四库全书》纂修领域研究的影响，她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之时，主动提出要将四库禁书的相关问题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众所周知，《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自其纂成问世迄今的两百多年间，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四库学的研究已不仅是一门专学，而且已然成为一门显学。纂修《四库全书》期间发生的禁书问题，作为四库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一环，在清廷覆亡之后，一度曾是研究的热点，前贤时哲均做过探讨，我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中，也专门列有“禁书与文字狱”一章，予以梳理和分析。可以说，对这一并非新鲜的话题进行研究并欲有所突破，具有相当的难度。但宁侠不懈努力，细致梳理档案文献，翻阅《四库禁毁书丛刊》，把微观的考察与宏观的眼光相结合，力图另辟蹊径，理清修书与禁书过程中的细节，拓展此项研究的视角和空间，以求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几年的辛苦付出，换来的是沉甸甸的收获，宁侠不仅顺利完成了论文的写作，而且得到了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就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而成的。概括而言，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资料丰富，论证严密。作者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充分利用档案、奏折、实录、文集等丰富的文献资料，对清代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的禁书活动与所禁书籍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厘清了四库禁书的历史事实。特别是通过分析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的上谕，较为严密地论证了乾隆从谕令征集遗书到搜缴禁书这一逻辑发展过程，把征书、修书、禁书的发展阶段和先后变化，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得明明白白，进一步证实了学界以往“寓禁于征”之观点的不切实情。这些分析研究，大多有理有据，不乏创见，反映了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和较高的科研能力。

其二，视角新颖，思路清晰。作者采取政治史、学术文化史以及文献学的研究视角，从四库禁书与四库修书的关系、清廷最高统治者与地方各级官僚的互动和矛盾两个层面着眼，将禁书活动分为三个阶段，原原本本地梳理四库禁书的始末，系统还原了禁书活动的真相。由此揭示出统治者禁书活动的目的，即无论修书抑或禁书，都不是单一发生的文化和政治活动，而是与乾隆帝树立统一的价值观、实现对臣民的“教化”，确立符合清朝统治者利益的封建意识形态体系这一终极目标相关。这样的研究视角和思路，相较于以往大多把“禁书”、“文字狱”视为对士林阶层迫害的观点，显然要有所深入和推进。

其三，点面结合，辨析详明。作者将微观考量与宏观探讨、个案研究与整体考察相结合，于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的禁书活动分阶段解析之后，立足禁书书目及禁书本身，深入考察了四库禁书的基本原则和毁书标准的多样性。同时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汇考各省奏缴板片、书籍，对“禁书”加以分类，进而辨析了“禁书”的概念、范围，得出新的见解。作者还特别对其中的抽毁书作了详晰的考辨，认为此类书籍有其特殊性，应与全毁书区别对待。这些研究，澄清了学界以往的一些模糊认识，对读者正确理解“四库禁书”有所裨益。

《四库禁书研究》一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述细密，文字流畅，其研究对于还原四库禁书的本来面貌，对于了解清代官僚机制的实际运作，对于分析清代统治者的国家治理和文化政策，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它的出版，也必将对“四库学”乃至清代政治思想文化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四库禁书”的专著，本书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如作者虽然从两个层面、以两条线索来梳理四库禁书始末，但其中“乾隆与官僚层面的互动”方面，在实际叙述中仍显得相对薄弱，有待继续深究。又如，对被禁书籍内容的分析尚需进一步充实，四库禁书书目也有待继续整理和甄别。当然，这是一项浩繁的学术工作，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好在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相信作者在日后的研究中，一定会有更多的创获。

在《四库禁书研究》出版之际，宁侠向我索序。作为导师，在内心深感欣慰的同时，更由衷希望宁侠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永葆初心，砥砺前行，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2018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序 二

内蒙古师范大学 曹永年教授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至辛亥革命两千年间，由民间征集书籍，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完善国家藏书之盛典，除却战乱时代，几乎代有所闻，而禁书、焚书，兴文字之狱的恶政，亦屡屡不绝于史。然在征书、修书的同时，颁禁书之令，构文字之狱，且规模宏大，影响深远者，则唯有清乾隆朝的《四库全书》修纂及与之平行的禁书运动。在所谓的“乾隆盛世”，一边是空前的文化建设，一边又是同样规模的文化摧残，这奇特现象何以会出现？又是怎样发生和进行？自上世纪清朝灭亡以来，成为文化史研究的热点，众说纷纭。

起初，人们倾向于以简单的民族矛盾来解释一切，主流意见是：乾隆征书即包藏祸心，“寓禁于征”，禁书的目的，是掩盖建州女真对明的臣属关系，和明清之际的抗清历史，摧残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反清思想，此皆源于清帝固有的狭隘民族观念。

随着史学发展，研究深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王钟翰先生指出：“要透彻认识康乾盛世，就不能不研究这个时期的禁毁图书，……同样，要真正认识禁毁书，不是仅仅了解其内容，也不只是作为一种既成事实，而是把它当作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来探索促成其产生的种种社会因素，又必须对其所处的时代有比较深刻的洞察。”黄爱平教授也认为：“由搜访遗书转为查缴禁书，决非乾隆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当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显示四库禁书的研究，已经从表面的直观的就事论事，进入深层次探讨的新阶段。然而，在乾隆盛世，是哪些因素促成了禁书运动？在诸多因素中有没有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而它又如何引导并制约禁书运动的形成和发展？等等必须回答的问题，却迄未见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宁侠博士的《四库禁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在这方面作了成功的、富有启发性的探索。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随着新疆平定，版图一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盛世局面形成，乾隆将文化建设，即所谓“文治”提到日程上来，征书、禁书、修书成为施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此项工作，又是在皇帝亲自主持，通过从中央，经由封疆大吏，直至基层，各级封建政权机构的运作来实现，所以，它是文化事业，同时也是政治事件。《研究》之成功，就在于它明确将四库禁书作为重大政治事件，以政治史的方法，进行了系统探讨。

政治史的治史方法，首先要求对政治全局的准确把握。作为君临全中国的弱小民族满洲的首领，乾隆皇帝本人和他杰出的先祖一样，在内心深处无不隐匿着挥之不去的民族自卑和偏见，“寓禁于征”说一度被广泛接受，理由正在这里。《研究》从当时的政治全局出发，指出此刻的乾隆正驾驭繁荣昌盛的清王朝朝着“始之以武，终之以文”，“希行事为天下法”的伟大目标前行；他期待所主持纂修的《四库全书》，将“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成为万古不朽的典籍，因而充满自信与自豪。与此同时又自省国家“势当全盛，而朕持盈保泰之心犹有操持未至”，仍保持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此时的乾隆，在征书之初不可能预设“寓禁于征”的祸心。在征书过程中发现种种“违碍”、“悖逆”文字，勾起深藏于内心的民族自卑与偏见，开始查禁书籍构陷文字狱时，也总是告诫自己和属下，“不为已甚”。当《一柱楼诗》案被自己罗织成罪，告讦风炽，面临扩大化的时候，他又开始刹车，结束纯政治性的查禁。凡此种种皆显示，充满自信与自豪的乾隆，在摧残优秀文化时，总是力图避免横生事端，自损盛世光辉。而在政治层面的审查告一段落以后，又继续在词曲、剧本等所有文字领域，全方位查禁关乎世道人心的所谓“邪说”，维护封建社会的普世价值，扮演“千古纲常名教”极终卫道者的角色。

清代，我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对于乾隆来说，如何驾驭庞大而复杂的官僚机构正常高效运作，保持政令畅通，是须臾不敢懈怠的施政核心。《研究》围绕征书和禁书，详尽地搜集、排比、分析皇帝与各省督抚之间往还的上谕和奏折，以丰富生动的细节，揭示了乾隆对地方封疆大吏的揣度、猜疑，以及目的在驾驭、整饬吏治的种种权术。乾隆三十九年禁书令的出台，同年十月屈大均案的重审，四十二年《字贯》案，四十三年徐树夔《一柱楼诗》案等等，无一不是在君臣互动博弈的过程中发生，并借以达到整饬吏治的目的。《研究》正是抓住这一支配全局的主线勾画了从征书到禁书，到运动结束的全过程。

书中，许多细节的研讨很生动，也很值得深思。乾隆三十九年，在各省所呈数以万计的书籍中，查出种种“违碍”、“悖逆”文字，触发了乾隆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决定开杀戒禁书、兴文字狱。八月初五日下诏：诋毁本朝“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高晋、萨载、三宝、钟音、德保皆系满洲大员，而李侍尧、陈辉祖、裴宗锡等亦俱系世臣，若见有诋毁本朝之书，或系稗官私载，或系诗文专集，应无不共知切齿，岂有尚听其潜匿流传，贻惑后世？不知各该督抚等查缴遗书，于此等作何办理者，著即行据实具奏。”下诏切责诸封疆大吏，口气严峻。其实，早在半年以前，三月间闽浙总督钟音陛见，乾隆便当面嘱咐其回任途中向江苏巡抚萨载、两江总督高晋“密传谕旨”：对于“稍有忌讳之书”“一体留心查办”。正是因为有了半年的准备，八月初五下达谕旨，不过一月有余，江苏巡抚萨载、两江总督高晋便上折禀报办理违碍书籍的成绩。这样既博取了心腹满洲大臣和世臣的感恩，又在广大民众和大小官僚面前营造了上谕下达，立竿见影的效果，推动禁书运动的开展。乾隆权术之高超，可见一斑。

乾隆四十三年徐树夔《一柱楼诗》案的分析也很精彩。事情之起，缘于江苏学政刘墉的发现和上奏。乾隆读后，认为徐树夔所作诗词“语多愤激”，并非“违碍”“悖逆”。然而该案却由学政偶然发现，负责办理禁书的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竟是漏查，引起乾隆不满。随后江苏巡抚杨魁上折回复，按蔡嘉树口吻陈述案情，“徐食田贿嘱县书，捏称自行呈缴”云云，涉及基层吏治腐败，再度触动乾隆敏感神经，下诏将徐食田解京严讯。然诏令甫下，旋接萨载奏折，报告徐食田呈送《一柱楼诗》本及板片在先，确系自行呈缴。乾隆发现自己被误导，判断错了，更加恼羞成怒。《一柱楼诗》案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吏治，自己判断错误，措置失当，也源于吏治。整肃吏治，掩饰自己的失误成为比查清徐树夔一案的真相更迫切、更重要的现实问题。于是将错就错、深文周纳，蓄意构成该案的悖逆性质，甚至《一柱楼诗》的校书者徐首发、沈成濯两个人的名字，也被锻炼成“诋毁本朝薙发之制”的逆党铁证。一旦坐实了徐案之“罪大恶极”，所有涉案大小地方官吏，东台知县、扬州知府、江苏布政使均革职解京治罪。江苏布政使陶易，这位从二品高官被定为重点打击的对象，“身任藩门，地方一应事务皆其负责。……该员由道员超擢藩司，受恩至重，乃视此等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诚何心！”后又进一步上纲，对于罪大恶极之案“显有袒护消弭情节”！再找出幕宾陆琰代批呈词，“舞文玩法”，最后判处陶易与徐食田、陆琰等一干人犯斩监候。陶易不及行刑，病死狱中，但他是清代文字狱案中，由于办案不力，被实际处以极刑的最高官吏。因办理一件本来只是言词“愤激”的普通文字案件失察，这样一位从二品高官最终丢了性命，官僚集团的震悚，不言而喻！

由准确的宏观把握和大量具体生动的细节构筑起来的政治史研究，使四库禁书运动的一系列问题都得到了符合客观历史的解释，体现了该研究的新进展。

对于作者宁侠来说，此书之成功来之不易。宁侠本科毕业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2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跟随我和邱瑞中教授攻读历史文献学硕士学位。这是跨度不小的专业转换。历史学本科阶段的学习和训练的缺失，给研究生专业学习带来了巨大困难。我们亲见她艰辛的求学历程，从目录学入门，勤奋阅读历史文献，努力弥补历史知识的不足，学习搜集和处理史料的治学方法，练习考据性文字的写作，为史学研究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黄爱平教授攻读文献学博士学位，学识进一步大幅提高，俨然与科班出身的史学工作者无异。史学研究，特别是政治史研究，面对大量复杂纷繁的历史资料，既要宏观把握广阔的政治全局，又要在微观处细致处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需要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修养。宁侠的专业转换一旦成功，当初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所受的理论思维训练，也转而成为她的优势。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选择从政治史的角度，以政治史的方法研究四库禁书运动的全过程，以及全书所贯穿的理论与史料，微观功力与宏观眼光比较妥帖的结合，都是这种优势的体现。

中国传统史学讲究才、学、识。《研究》所体现的学问、见识，以及老洁流畅的文字，证明宁侠已经具有比较完备的成才素质。我们很欣慰，期待她继续兢兢业业，埋头读书，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2018年6月于呼和浩特